作者: Louise England  金杜律师事务所墨尔本办公室

背景

维多利亚州最高法院对 Giedo van der Garde BV 诉 Sauber Motorsport AG (索伯车队)”案(案件编号: [2015] VSC 80 做出裁决的速度快如该案标的—第二申请人参加2015年一级方程式赛季的权利,具体而言为参加于2015年3月15日(周日)在墨尔本举办的一级方程式澳洲格兰披治大赛的权利。

维多利亚州最高法院的一审判决(Croft法官)与上诉法庭的决定性判决(上诉法庭法官Whelan、Beach 及Ferguson)在短短的八天时间内相继宣布。这是一个积极的迹象,表明维多利亚最高法院正在努力成为当事人眼中支持仲裁、办事便捷的管辖法院,而且愿意投入资源鼓励当事人之间有效解决纠纷。

 案件事实

申请人丹麦一级方程式车手Giedo van derGarde(吉多•范德加德)及其管理公司(“BV 公司”)于2015年3月5日提交了原诉申请,请求执行由独任仲裁员Todd Wetmore先生(“仲裁员”)于2015年3月2日做出的仲裁裁决(“裁决”)。 2015年2月11日至12日在伦敦举行的仲裁按《瑞士国际仲裁规则》执行。

仲裁裁决对被申请人发出了有利于申请人的命令,而被申请人为在瑞士设立并且总部位于瑞士的一级方程式公司Sauber MotorsportAG(“索伯车队”)。仲裁裁决命令索伯车队:

………不得采取任何行动剥夺吉多•范德加德先生作为索伯车队的两名提名赛车车手之一参加2015年一级方程式赛季的权利。 (“命令”)

申请人寻求按《1974年国际仲裁法》(澳大利亚联邦法律)(“《国际仲裁法》”)第8(2)条执行仲裁裁决,犹如该仲裁裁决为维多利亚州最高法院的判决。被申请人拒绝执行仲裁裁决,而且索伯车队已选择并提名了两名车手(继范德加德之后)代表车队参加2015年一级方程式赛季的比赛,这两名车手为Marcus Ericsson先生及Luiz Felipe deOliveira Nasr先生(“另外两名车手”)

法院于2015年3月5日查明,按照《海牙公约》(该公约原本适用于本案 某些文件的送达在任何情况下均不可行,于是下令通过向Australian Grand Prix Corporation(澳大利亚格林披治公司)送达以上文件等途径实现替代送达。

对原诉申请的听审于维多利亚州的一个公众假日(2015年3月9日)举行。通过于2015年3月8日递交书面文件参加由Croft法官主持的听审的被申请人,基于以下理由拒绝执行仲裁裁决:

(a) 《国际仲裁法》第8(5)(d) 款 – 被申请人主张,索伯车队从未与范德加德先生订立协议,而且范德加德先生在其管理公司与被申请人之间的安排中的作用不过是做出支持BV公司履行其义务的保证。

按照其向法官递交的文件,它接下来称仲裁裁决所针对的事项并非提交仲裁的文件条款所拟议的事项或者不属于该等条款的范围;进一步而言或换言之,仲裁裁决所裁定的事项超出了递交仲裁的文件的范围;

(b) 《国际仲裁法》第8(7)(b) – 条—被申请人还寻求以公共政策为由拒绝执行仲裁裁定,即:

(i) 命令将导致被申请人被迫做出可能危及生命的行为,将人们置于严重受伤的危险境地之中,或者因疏忽造成重伤;

(ii) 实质上违反已存在的自然公正法则,包括仲裁员所做出的裁决并非当事人所争取的裁决,而且未给予其他两位车手在仲裁程序中聆讯的机会;

(iii) 命令是不明确且不确定的;以及

(iv) 仲裁裁决及命令的执行在其所寻求的形式上是徒劳的,因为其并未强制被申请人采取任何积极步骤。此外,命令不能以申请人所寻求的方式执行,因为范德加德先生不可能有能力作为被申请人的车手参加于墨尔本举行的一级方程式澳洲格兰披治大赛,原因在于某些事实问题,包括所声称的不可能在可用时间内“坐进座椅内”。

其他两位车手也递交了书面文件,主张相关事项不能按照维多利亚州的法律通过仲裁解决,因此法院应按《国际仲裁法》第8(7)(a)条拒绝接受执行仲裁裁决之请求。

裁定

2015年3月11日,Croft法官宣布了自己的判决,并下令执行仲裁裁决。

法官否认了第8(5)(d)条适用于本案,因为仲裁员就范德加德先生在相应当事人之间的合同安排情形下的个人利益和权利所做出的裁决并未超出各当事人或递交仲裁的文件中所拟议的范围。

对于其他两位车手关于相关事项不能按照维多利亚州的法律通过仲裁解决的主张,Croft法官查明,纠纷标的明显能通过仲裁解决。 此外,不能仅仅因为一个或多个非当事人对仲裁的结果具有利益关系,一项纠纷就会失去其“适于仲裁的特性”,而就性质而言仲裁程序必然是当事人之间的。

最后, Croft法官裁定,仲裁裁决的执行不会因仲裁裁决的形成过程违反已存在的自然公正或因其他理由而与公共政策相抵触。 此外,因其他两位车手未参与仲裁过程而导致违反自然公正的论点也缺乏任何依据。

法院重申,与命令的执行有关的任何实际问题或难题均有两次机会向法院申请协助,法院一周七天、一天24小时接受申请。

上诉

在Croft法官于2015年3月11日宣布允许申请执行仲裁裁决后的数小时内,索伯车队提交了上诉许可申请,因此各当事人被要求于该日下午在维多利亚州最高法院上诉法庭出庭,首次提交相关文件;接下来于2015年3月12日举行了关于上诉许可申请的实质性听审,上诉也于当日开庭。

索伯车队提起上诉所依赖的是《国际仲裁法》第8(7)条及(7A)条。索伯车队还申请推迟执行Croft法官于2015年3月11日发出的命令,但是法庭驳回了此申请,称此举不符合司法利益。 在准予上诉然后又驳回上诉的过程中,上诉法庭裁定Croft法官发出令索伯车队不服而寻求上诉许可的命令并无过错 。上诉法庭采纳了联邦法院全席法庭在“TCL空调器(中山)有限公司诉Castel Electronics PtyLtd”一案(案件编号:(2014) 311 ALR 387)中的分析,指出法庭不应接受“假装成关于自然公正的起诉”的对仲裁员关于事实的裁决或法律上的结论的伪装攻击。

在于2015年3月12日下午正式宣布的简要书面理由中,上诉法庭对于索伯车队所声称的对合法性及安全的担心明确指出,“……这些活动受到了严格的监管”,而且“……监管机构将确保遵守全部安全要求。”

藐视法庭程序

在正式宣布上诉法庭的裁定后不久,申请人提交了一份申请,请求:

(a) 宣布索伯车队因未能遵守Croft法官于2015年3月11日宣布的命令(该命令未推迟执行)而犯有藐视法庭罪;

(b) 索伯车队首席执行官MonishaKalenborn-Narang女士应被收监;以及

(c) 应对索伯车队位于维多利亚州的动产及不动产任命扣押令执行人。

上诉法庭于2015年3月12日举行了短暂的听审,听审计划持续至2015年3月13日(周六)。各当事人在此期间进行了谈判。2015年3月13日上午达成了一份申请人以及索伯车队与Monisha Kalenborn-Narang女士均表示满意的一份和解协议,当天上诉法庭被短暂召集以处理达成庭外和解后的各种程序事项。

结论

八天之内完成了关于仲裁裁决执行与上诉程序以及藐视法庭程序的听审(始于公众假日,结束于周六)凸显了维多利亚州高等法院对仲裁程序及其执行所给予的支持。

注释:

1 上诉法院随后在“Sauber Motorsport AG 诉 Giedo van der Garde BV等”一案(案件编号( [2015]VSCA 37)中维持了以上裁定 (“上诉法院的判决”)。
2 该裁决只是范德加德先生主张参与2015年一级方程式赛季权利案件的部分裁决,但为最终裁决。
3 Giedo Van Der Garde BV 与Giedo Gijsbertus Gerrit Van Der Garde 诉Sauber Motorsport AG (第一部分仲裁裁决,2015年3月2日)瑞士商会仲裁院案件编号:300315ER-2014, [339]。
4 Croft法官阁下准予其他两位车手缺席关于请求执行外国仲裁判决的原诉申请的聆讯并在聆讯中陈词。
5 1965年11月15日在海牙通过的《关于民商事司法文书和司法外文书域外送达公约》(“海牙公约”)因最高法院(一般民事诉讼程序)规则(2005年,第80号令)而适用。
6 被申请人向法官所提交的文件的中心思想为,认定仲裁员根据范德加德先生拥有可对被申请人执行的个人合同权利这一理由而错误行事。
7 Giedo van der Garde BV 诉 Sauber Motorsport AG(案件编号: [2015] VSC 80) (“一审判决”)的第[7]项。
8 一审判决 的第 [11]项.
9 一审判决 的第 [19]项.
10 一审判决 的第 [18]项.
11 一审判决 的第 [20]项.
12 一审判决 的第[22] 及 [29]项.
13 上诉法庭的判决第 [9]项.
14 上诉法庭的判决第 [10]项.
15 上诉法庭的判决第 [8]项.
16 上诉法庭的判决第 [14]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