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常俊峰 甘雨来 杨杨冬琪 李雪

此前，我们通过上篇回顾了近三年医药领域商业贿赂犯罪治理情况，本篇我们将结合这些年办理医药领域贿赂犯罪的案件的实践经验，尝试对本次集中整治工作的重点做一些预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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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陈兵 贾舒悦

阅读提示：食品召回总体上是一项危机处理行为，以问题食品的出现为前提，解决的是如何最大程度地降低食品问题带来的影响和危害。妥善处理召回，关乎企业的声誉、影响企业的品牌、牵涉企业的责任、甚至个人刑事责任。妥善以及合规地完成召回，就是把握住企业和个人风险的最后一道闸门。低估和忽略食品召回的合规性，带来的可能是风险的滚滚洪流。

限于篇幅，本文分为上下两篇，在上篇中，我们讨论了食品召回范围、食品召回的实施主体，以及食品召回责任与潜在价值（见文章结尾的链接）；本篇里，我们将根据此前处理的经验，结合各项法规中散落的关于召回的要求，详细归纳和讨论食品召回全流程，对实操中的重难点进行分析探讨，并提供一些实务的建议要点，供企业参考。

推荐阅读人群：食品企业高管、合规管理人员以及其他的业内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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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任晓磊 孙伟龙 耿聪 王藤儒

随着疫情管控的全面放开，“全民健身”时代重新来临。越来越多热爱运动的人民群众开始涌入体育场馆挥洒汗水，除了进行足球、篮球和乒乓球等传统体育运动外，还有攀岩、滑雪、蹦床等新兴体育运动，但随之而来的运动伤害事故和相关的民事纠纷也日益增多。《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以下简称“《民法典》”）一千一百九十八条规定了体育场馆经营者、管理者（以下简称“场馆方”）的安全保障义务，但相关法律法规并未明确定义“安全保障义务”的内涵和外延，这使得该义务如同一把达摩克利斯之剑，时常出现场馆方自认为合法经营管理且已经合理穷尽安全保障义务，但在发生运动伤害事故后仍“不明不白”承担赔偿责任的情况，可谓是开门迎客进，“责”从天上来。

场馆方如何识别自身应承担的安全保障义务并防范未完全履行该种义务带来的赔偿风险，是一个长期困扰场馆方的问题。本文将结合实践经验、司法判例和最高院的相关著述，针对安全保障义务的内涵进行总结并对相关风险提供具备实践可操作性的防范措施建议，以兹帮助场馆方通过合规管理、全面履行安全保障义务以合理化发生事故时所需承担的赔偿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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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赵新华 王哲峰 徐虹宇

技术革新正以千帆竞发之势推动人类社会生产力的变革。从第一台数控机床的诞生到柔性制造（计算机辅助制造）的出现以及计算机集成制造数字化的发展，再到“互联网+”与制造业的碰撞，智能制造不断向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的方向深化。如今作为工业4.0时代核心的 “智能制造”更是我国推动新一代信息技术与制造技术融合发展的主攻方向。

智能制造是基于新一代信息通信技术与先进制造技术深度融合，贯穿于设计、生产、管理、服务等制造活动的各个环节，具有自感知、自学习、自决策、自执行、自适应等功能的新型生产方式。2021年工信部等八部门发布的《“十四五”智能制造发展规划》指出，2035年规模以上制造业企业全面普及数字化网络化，重点行业骨干企业基本实现智能化。

如今快速迭代的5G技术、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新一代信息技术已逐步与制造业融合。随着人工智能大模型的发展，工业与数据之间的绑定将进一步加深。对于企业而言，智能制造是关乎长期生存和发展的必答题，工业数字化正在成为工业领域的必然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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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宋海燕

美国《音乐现代化法案》（Music Modernization Act，以下简称“MMA”）于2018年10月11日颁布距今已有五年之久。作为美国版权法历史上继《千禧年数字版权法案》（Digital Millennium Copyright Act）之后一次规模最大的立法修改，MMA无疑对美国的音乐产业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本文聚焦于今年6月27日美国国会举办的听证会“Five Years Later–The Music Modernization Act”，以介绍MMA实施五周年的进展以及面临的挑战，拟通过对域外法律制度的剖析，以期为我国的著作权集体管理制度改革提供新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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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杨帆 任振翮 林资祺 郭堉恺

2023年8月24日，深圳市人民检察院正式发布《深圳市移动互联网应用程序分发业务合规指引》（以下简称《合规指引》），这是国内首部专门针对移动互联网应用程序分发业务（以下简称“分发业务”）的合规指引，旨在指导移动互联网应用程序分发平台（以下简称“分发平台”）搭建合规体系、规范经营业务、培育合规文化，对于提高互联网行业整体合规水平、促进深圳市互联网数字经济的高质量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金杜近年来积极为我国企业合规改革贡献律师智慧，并参与了《合规指引》的起草工作。在刑事合规案件中，律师事务所、律师作为合规顾问或第三方监控人，是涉案企业合规第三方监督评估机制的重要参与者，本文立足于合规顾问、第三方监控人视野，就《合规指引》的出台背景、主要内容和现实意义进行简要分析，希望能为《合规指引》的具体适用提供些许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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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孙兴 郑博文 范家达

《关于完善跨境电子商务零售进口监管有关工作的通知》（商财发〔2018〕486号，以下简称“486号文”）和《关于跨境电子商务零售进出口商品有关监管事宜的公告》（海关总署公告2018年第194号，以下简称“194号公告”） 规定了跨境电商零售进口模式下的参与主体包括了跨境电商零售进口经营者及其境内代理人，跨境电商第三方平台经营者、境内服务商（包括物流商、仓储商、支付公司、申报公司）和境内消费者，并对相关主体的责任进行了原则性的规定。

486号文中明确了“政府部门、跨境电商企业、跨境电商平台、境内服务商、消费者各负其责”的原则并列出各方主体的基本义务和责任。近年来，随着跨境电商业务的发展和大量执法实践，486号文和194号公告下有关主体的责任更为清晰；另一方面，跨境电商进口业务模式不断创新，不少“新角色”加入其中，在执法实践中，如何认定参与主体的职能及体现各负其责，本文将结合实际案例予以分析论述，以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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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刘婷 黄丹丹

近期，医药领域 “史上最强”反腐风暴引发广泛关注，国家卫健委等部门召开会议并发文，针对医药行业内的腐败现象开展集中整治工作。

本次医药行业反腐行动的核心目标是清除医药领域的腐败问题，特别关注医疗购销领域和医疗服务中的违规行为，监管及执法力度空前。截至8月16日，全国被调查的医院院长、书记人数高达179人。除了医疗机构外，多名医药企业掌门人也先后被调查，揭示出医疗机构的腐败问题与医药企业的销售、学术推广等环节的违规行为有莫大干系。

因此，在监管执法趋严的当下，医药企业面临的合规管理压力倍增，如何有效审视内外部风险、紧密遵循合规要求成为企业近期关注的重点问题之一。医药企业要想做好合规风险防控，需建立贯穿销售、推广等业务全流程的合规管理体系，形成长效机制，并有针对性地对重点领域进行风险识别、梳理及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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