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宁宣凤、尹冉冉、张若寒、潘新睿 金杜律师事务所商务合规部

自2013年白酒案以来，反垄断执法机构一直重点关注限制转售价格的纵向垄断协议行为，先后在奶粉、眼镜、汽车、家电等多个行业做出了相关反垄断处罚。与此同时，司法领域也产生了一些具有影响力的限制转售价格民事案件，如“纵向垄断第一案”锐邦涌和诉强生案（上海市高院2013年8月1日作出二审判决，以下简称为“锐邦强生案”）等。在分析框架上，司法和行政均以《反垄断法》第十四条为基本依据，但二者的分析路径却不尽相同，尤其体现在对“排除限制竞争的效果”的认定与分析上。

2016年8月广州知识产权法院针对珠海格力子公司限制最低转售价格案做出一审判决，同年12月国家发改委对美敦力限制最低转售价格案做出行政处罚。以上述两案为基础，回顾历史案例，可以看出司法与行政在分析路径上的差异，但也不难发现两者不断融合的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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