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分 实体篇
二、 仲裁指控（Allegation）
在“保密协议”争议境外仲裁中，外方作为仲裁申请人，在程序上占据一定的主导地位。申请人不仅可以决定提起仲裁的时间和仲裁指控内容，还可以在仲裁程序终结前，增加或修改仲裁指控。只有清楚地了解申请人的仲裁指控，中方才能有针对性地提出抗辩理由。
1. 仲裁指控的内容
在“保密协议”争议境外仲裁中，申请人一般会提出以下三种仲裁指控：
第一种指控是，中方“抄袭”（Copy）了申请人的保密信息。“抄袭”是较为严重的指控，意味着中方明知其负有保密义务，仍然恶意违反“保密协议”。申请人通常在提交仲裁申请（Request for Arbitration）时就提出“抄袭”指控，原因有三。
首先，在仲裁初始阶段，申请人通过提出“抄袭”指控，可以突显案件的严重性，引起仲裁庭的重视。
其次，申请人在仲裁申请中提出“抄袭”指控，可以配合他的仲裁策略。例如，在仲裁申请中要求中方“紧急披露证据”（Urgent Request for Disclosure）。一般而言，只有在事态严重时，仲裁庭才会同意申请人的上述请求，而“抄袭”指控恰恰能满足“事态严重”这一前提。
再次，根据仲裁规则，仲裁申请中的事实陈述无需完全准确，也不用书面证据支持。因此，申请人可以毫无顾忌地提出“抄袭”这一较强的指控。
当“抄袭”指控遭到中国被申请人的有力抗辩后，申请人往往会提出第二种指控，即中方“不当使用”（Misuse）了保密信息。“不当使用”指控较为宽泛，不仅指抄袭，还包含所有与协议“约定使用目的”不符的使用情形。
更为关键的是，当申请人指控中方“抄袭”保密信息时，需要提供充分的直接证据（Direct Evidence）。而“不当使用”指控，无需直接证据的支持。只要间接证据（Circumstantial Evidence）充分，仲裁庭就可以合理推定（Reasonable Inference）中方不当使用了保密信息。
第三种指控被称为“衍生发展”（Derive From），是指中方利用了申请人的“保密信息”开发自有技术，中方技术由“保密信息”衍生发展而来。这类指控较为模糊，一般不会单独提出，而是与“抄袭”或“不当使用”等指控一并提出。
在“保密协议”争议境外仲裁中，申请人既可能同时提出“抄袭”、“不当使用”和“衍生发展”等数个指控，也可能根据案件走向，修改指控内容。由于中方作为被申请人必须一一回应仲裁指控，当指控不断变化时，中方的答辩难度也相应增加。
2. 法律要件和证明标准
在“保密协议”争议境外仲裁中，申请人欲使“抄袭”或“不当使用”等指控成立，必须满足两个法律要件：第一，中方接触了保密信息（Access to Confidential Information）；第二，通过比对两家技术资料，发现技术细节上存在重大相似（Substantial Similarities）。
只要证明以上两点，仲裁指控即告初步成立（Prima Facie）之后，举证责任转向中方，由其对每个相似点进行解释和说明。如果中方不能对“相似点”提供合理解释，仲裁庭将推定中方“抄袭”或“不当使用”了保密信息，中方将承担违约责任。
此外，“保密协议”争议境外仲裁属于国际商事仲裁范畴，因而适用“较高证明标准”（By Preponderance of Evidence）。仲裁庭通过审查申请人、被申请人的指控事实、答辩观点及相关证据，判定申请人的指控是否更可能成立（More Likely Than Not）。
如果仲裁庭认为，申请人的事实陈述和证据更有说服力，且指控成立的可能性大于50%，那么外方胜诉。反之，如果中国被申请人通过事实和证据说服仲裁庭，“抄袭”或“不当使用”保密信息的可能性不高于50%，那么仲裁指控将不成立，中方胜诉。
由此可见，在这类仲裁中，中方答辩的主要任务，是争取在事实和证据方面更胜申请人一筹，获取至少51%的胜率。因此，“较高证明标准”有时也被形象地称作“51%标准”。
3. 仲裁指控的特点
在“保密协议”争议境外仲裁中，申请人的仲裁指控有时会以偏概全或夸大其词，具体有如下几种表现形式。
第一种情形是，在比对两家技术文件（图纸和数据表等）后，申请人仅着重描述技术细节上的相似点，但对两家技术在核心流程、重要部件、基本性能上的重大不同点，避而不谈。这种手法被称为“摘樱桃”（Cherry-Picking）。
例如，两家技术图纸上都采用了英制单位，或者阀门间的距离为4英尺等微小相似点都可能被当成“抄袭”的有力证据。
通过“摘樱桃”，申请人可以从技术图纸中找到上百个技术相似点。通过在仲裁指控中列举这些相似点，误导仲裁庭认为中方大量抄袭了保密信息。而实际上，这些所谓的相似点，不过是公知信息或通用技术。
第二种情形是，申请人有可能夸大技术相似点在整个技术包中的重要性和比例。在相似点重要性及占总体比例较低的情况下，让仲裁庭误认为，中方“抄袭”或“不当使用”了大量关键的技术信息。而实际上，这些所谓的相似点即使存在，在整个技术包中也仅占很小的比例，且不涉及核心技术。
例如，在一个化工厂项目中，申请人可能会强调采用了先进、独特的“碱洗点”设置，并进而指控在中方技术资料中，发现了上百处“碱洗点”，每个“碱洗点”都构成一处相似点，证明中方对外国技术信息进行了全面抄袭。事实上，在化工厂管道上设置“碱洗点”，主要是用于中和、冲洗管道拐角处的酸性物质，避免酸性物质造成管道腐蚀，是石油化工业中一种典型的“工程解决方案”。上百处“碱洗点”的设置，完全出于工程需要，并无任何“秘密”可言，也不涉及关键技术。显然，申请人刻意夸大了“碱洗点”的重要性和在技术包中的比例。
第三种情形是，申请人会尽可能利用那些具有视觉冲击力的“表面相似点”（Visual and Superfluous Similarities）误导仲裁庭。
例如，两家技术采用了技术性能迥异的换热器，但图面画法较为相似，均用长方形表示换热器，曲线表示缠绕在换热器上的电线。这种画法上的相似可能被当成“抄袭”的证据。
又例如，数据表中的个别数据出现近似，甚至在小数点后几位都十分雷同。这种程度的相似，也被作为“抄袭”的证据。
申请人的仲裁指控除了以偏概全或夸大其词之外，往往也比较宽泛模糊。
例如，申请人不将某项技术细节明确称作它的技术秘密，转而连篇累牍地描述该技术细节的作用，让仲裁庭误认为该技术细节属于高科技，必然具有秘密性，但实际上它只是公知信息或通用设计。
又例如，在涉及中方实际接收的文件时，申请人会模糊地描述文件交接的时间和交接文件的内容，并试图将那些通过非正式渠道向中方提供的文件界定为“保密信息”。
上述指控手法，被称为“搅混水”策略（Muddy the Water）。
通过“摘樱桃”和“搅混水”，申请人的仲裁指控往往具有很强的误导性，这加重了中方的答辩负担。中方必须既对大量细小的“相似点”一一回应，又要突出重点，详细阐述两家技术上的重大不同点。
我们发现，在回应那些“表面相似点”时，中方工程师往往不屑一顾，认为这种“表面相似”对于整个技术而言并不重要。但恰恰是这种表面上的相似点，对于不懂技术的仲裁员而言，最具视觉冲击力，也最有说服力，对案件事实判定最为重要，中方应在答辩时慎重对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