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金杜律师事务所

四个多月来,金杜律师事务所就“英国退欧”话题与一些重要客户进行了面对面的交流,并与伦敦金融城若干企业的首席高管、执行董事、风控官和政府事务负责人坐下来讨论了这一话题。我们访谈的客户大多从事的是金融服务业,其年度收入总和超过1200亿英镑。

我们向他们询问了商界对于英国退欧问题是否存在着真正的共识。所有谈话均按照查塔姆研究所规则进行,以便客户畅所欲言,就可能是本时代最重要的政治和宏观经济决策进行自由讨论和深度分析。

在此献上我们的调查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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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2015年10月刚开始会谈的时候,大家的普遍共识是英国不会退出欧盟。但在经历这四个月以及诸多访谈后,这种确定性已不复存在。

刚开始我们收到的回答多少带点自鸣得意:“查塔姆研究所的观点是,我们会留在欧盟。”其中一个客户说道。“现状还不至于那样糟糕,逼迫着我们离开——他们会坚持自己所知道的。”另一个客户回答说。但当“退欧”运动循序开展,各大企业不得不留意到:

“我们年报中的[英国退欧]风险评估部分的篇幅越来越长,很快,我们将不得不正式面对这种担忧。”一位客户近期告诉我们。

与此同时,文化和政治因素的作用越发突出。正如一位银行业客户所指出的:“公投从未针对实际问题,公投当天总会出现另一个更普遍的突出问题。”

虽然保守党领袖之争对英国退欧争论有其影响,但当前的热点问题是移民问题,而且此问题在退欧运动中的具体作用尚不明确。当前欧盟各成员国所面临的政治压力正是英国要求欧盟改革的良好佐证。而这种压力并不是只有戴维·卡梅伦一人感受到。在德国,针对难民开放政策的分歧不断扩大,安吉拉·默克尔那固若金汤的总理宝座也是第一次出现了动摇。在英国,最新一轮YouGov民调显示,退欧运动已领先了四个百分点,受访者列举出其最关注的问题是“加强英国边界和欧盟移民的控制”。

如果卡梅伦的一揽子改革计划被评定为能够解决这些问题,那么他所持留在改革后的欧盟的观点会获得支持,但双方政治阵营都有声音质疑其改革是否真的能够在此方面带来实质性的变化。

“最后,选民将决定英国是否退出欧盟,对于戴维·卡梅伦的条约修订,他们并不关心,”一位客户说,“无论结果如何,他都可以说自己有所作为。”

“疑欧派”对现有欧盟结构进行改革的任何尝试都多有指责,这就使得当前的情况变得越发摇摆不定。

“在恐怖袭击和难民危机中,要想通过其他欧盟成员国推动欧盟改革,是一项非常艰巨的任务,也可以说是不可能的任务。”一位客户说道。他支持英国留欧,认为无论欧盟之外有何主张,英国有能力制定“更加机智的移民政策”,将移民对象对准具有较高价值的人才。

然而,人员自由流动是许多客户商业战略的基础,他们很想知道,如果英国退欧,他们的公司从伦敦迁到欧盟另一城市,他们是否能够很容易地招聘到需要的人才。

“在伦敦之外是否存在着这样一个人才库,对此我持怀疑态度。我们是要将员工带离英国吗?如果这些员工没有权利住在欧洲,事情会是那么容易吗?”一位客户问道。

“如果我们将金融服务搬迁到欧洲办事处,那后勤部门员工就会成为一个问题。”另一个客户说道,“尽管有抱负者也许会愿意出差到另一个地方谋取薪资,但说服普通员工搬迁却显得更加困难。比如,瑞士的许多公司有时候就很难招到合意的人才。”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新的金融中心将坐落在哪里。法国和德国似乎是有力竞争者。确实,在客户的回答当中,法兰克福是被提到最多的一个城市,尽管都柏林也被多次提到。但新的金融中心是否能够轻易满足增加的需求?人们对此仍持怀疑态度。

“在退欧的情况下,很容易想象所有事务都围绕一个地方进行,”一位首席风控官说道。“但这样一个新的中心要满足所有需求似乎是不可能的。例如在爱尔兰,监管机构是否能应对所有新的工作?传统上,爱尔兰被认为是一个做生意的好地方,因为监管机构采取“柔性监管”。但是,如果许多组织在英国退欧后突然迁至爱尔兰,爱尔兰的监管机构可能会被大量的工作所冲击。”

另外一个问题是,在2016年“柔性监管”是否还像以前认为的那样对企业有利。

监管误区

在移民问题成为疑欧运动的核心问题之前,热心退欧之人所大声疾呼的是解决公众所感觉到的布鲁塞尔官僚问题。繁文缛节让公司乱成一团,剥夺成员国的自主权——该理论大致持此观点。实际上,这一观点更为微妙,即便是那些身负清除监管障碍重任之人也承认,监管在商界是不可或缺的,尤其是在2008年之后的世界。

我们并未看到有人强烈表示,退欧会导致监管减少,或欧盟监管事实上比国内监管恶劣。相反,客户主要关注的问题是所有市场监管的一致性。这意味着,即便是退欧,英国也需要与其欧盟的贸易伙伴紧密合作。

“金融服务监管可谓饱受诟病”,一位客户(金融行业的大型机构)说道,“这里或其他地方的人都对此没有异议。”

“欧盟并未对金融服务加以不相称的监管”,另一位客户说道,“监管问题的根源在各国国内!”

在被问及欧盟的过度监管或无效率监管是否对其企业造成负担时,一位执行董事这样回答:“英国政府对金融服务行业的干涉程度至少跟欧盟一样——这一行业的一些行为也为监管提供了正当理由。”

他继续说,要想自我认证或自我监管,企业首先必须表现优异。

另一位金融服务行业的客户也同意英国的规则比欧盟监管“更为严厉”,并强调更大程度的协调的重要性,而不是削弱监管。

“英国审慎监管局(PRA)和金融市场行为监管局(FCA)应更好地协调他们的工作。两家机构所传达的信息不一致,企业很难让二者同时满意。两家机构不会合并,则应更好地配合,推出更为一致的监管举措,包括与欧洲银行业管理局的工作协调。”

一位欧洲总部位于伦敦的跨国组织客户则更进一步,举例说明欧盟监管在哪些领域可以有所帮助。

“对跨境公司而言,有一套统一的规则是有益的”,这位客户说道。尽管他们也承认实践中一个欧盟市场并不意味着一套监管框架。

“国家层面也有不同的监管规则”,这位客户继续说,“但英国企业对目前的监管没有异议。监管实际上为进入欧盟市场提供了便利。”

在承认历史上已经觉察到的布鲁塞尔的问题之后,欧盟委员会现在已经不如以前那样亲欧。它清理了自己的立法,并为推进其日程表而采取更为微妙的举措。在容克的领导下,欧盟委员会的新法规已经减少80%。至少就目前而言,商界似乎同意欧盟过度监管并非事实。

英国退欧之后的世界

那么,如果欧盟监管问题并非人们过去所理解的导致退欧的主要原因,我们为何要努力退出(或逃离)欧盟?

“我担心伦敦金融城在薪酬方面的竞争力”,一位客户说道,“英国对薪酬的监管很严厉,这对那些能够在纽约或亚洲赚更多钱的人才来说是个不利因素。英国认为通过正确的问责和适当的追回措施,高额薪酬能够得到控制和管理,但我们因为欧盟的竞争规定而无法允许更高的薪酬。如果退出欧盟,我们可以删除这些规定,重新给英国带来竞争力。”

即便如此,这位客户也承认,考虑到伦敦这座城市的活力和地理位置,它对于人们而言永远具有吸引力:“英国仍将具有吸引力,这一点我毫不怀疑。”

英国退欧宣传组织Vote Leave在其任务声明中宣传了以下宗旨:

“技术和经济力量正在迅速改变世界。欧盟制度无法应对。我们已丧失制定重要决策的控制权。这对我们具有破坏性。我们需要建立新的关系。那应该是怎样的呢?

我们以自由贸易和友好合作为基础重新协商英国-欧盟关系。我们终结欧盟法律的至高无上性。我们重获控制权。我们停止每周向布鲁塞尔输送3.5亿英镑,而是将这笔资金用于我们的燃眉之急,如英国国民健康保险制度和科学研究。

我们重新获得在世贸组织等国际机构中的席位,从而对自由贸易和国际合作发挥更大影响力。”

但客户会立即质疑英国在欧洲以外地区的影响力,以及作为欧盟成员国的成本是否会被完全不受阻碍地进入单一市场这一巨大利益所超过。

“单一市场让我们有机会接触大约5亿消费者,以及大量非常富裕的潜在客户”,一位大型银行的人员说道。此外,若不加入欧盟,英国在世界舞台上的声音会更加微弱。实际上,奥巴马政府的一位代表在一月提到,美国“无意”与单个国家订立自由贸易协定,而更倾向于区域贸易集团。

依赖世贸组织等国际机构的席位这一方案也会被证明是有问题的,它无助于解决英国退欧给英国公司造成的干扰问题。“世贸组织是一个执行性的仲裁机构,世贸组织的规则很狭窄,并未涵盖服务”,这位银行客户说道,“他们无法在公投之后被用作贸易的基础。”

所谓的“挪威之路”,即英国退出欧盟并成为欧洲经济区的一部分,也经常被描述为英国退欧之后最可能发生的情景。但欧洲经济区成员也需要大量的出资,以及对四项自由的支持,包括人员自由流动——而这也使政府对移民这一争议问题的政治管辖权极为有限。欧洲经济区允许成员国进入单一市场交易货物,但不包括对金融服务市场的完全进入权。而最重要的可能是,它将要求成员国采纳一系列的欧盟立法,但若非欧盟成员国,则无权参与欧盟法规的制定。

无论最终结果如何,前方的不确定性最为困扰企业。企业声称外商直接投资放缓,投资者选择在公投之前暂缓投资。一位客户声称,由于围绕英国退欧的经济不确定性,他们在2016年第一季度之后就没有要完成的大型项目。

我们从客户那里听到最多的是,如有必要,他们能够适应,而且也将会适应,但势必会经历巨大变化、花费大量成本。

“重组的成本将无法想象”,一位受访者说道,“这对英国公司而言是个巨大的干扰。”

另一位受访者则承认,如果英国退出欧盟,公司将紧紧跟上:“我的工作就是管理尾部风险。但退欧成本过于高昂,实在难以负担,我们尚未开始实施相关举措。”

伦敦之外的生活

大多数大型企业在欧洲其他地方都有机构,一旦英国退欧,许多欧盟公司预计会直接回到本国城市,同时可能在伦敦保留一个较小的总部。但是,由于金融行业对英国GDP贡献在8%-9%之间,这对于国库而言打击巨大。

对于那些将伦敦作为欧盟经营总部的美国银行而言,如果伦敦不再是进入欧盟的通道,这将是无法承受的。退欧之后,这一“通道”体制可否保留存在争议。一些客户对英国的谈判能力持乐观态度,但一名高管警告,如果英国投票退出欧盟,可能会遭到欧盟的报复。

“欧盟必须对英国的退出施以惩罚”,他说道,“或许这么说言辞过于激烈,但欧盟势必会对我们更加强硬。”

一位公司客户同意,如果英国退欧,我们“不应低估欧盟的愤怒程度”,而另一位客户则认为任何未来协定的条款将取决于“我们脱欧的强硬程度”。鉴于欧盟条约规定成员国的退出条款须经由欧盟各成员国讨论并同意,且退出国不得参与,这才是一些人真正担忧的问题。

无论如何,金融服务公司离开英国,对有赖其支持的行业而言都是严重打击。例如在伦敦西区,金融服务公司减少会导致办公室和服务业供应上升、需求下降。

然而,金融服务业清醒地意识到,他们的困境几乎没有在大众市场引起共鸣。他们热切地希望看到在更多的社会领域出现一场“留在欧盟”的运动。

“留在欧盟的观点必须建立在牢不可破的坚实基础之上”,一位负责政府事务的客户说道,“这就意味着要围绕经济影响作文章——退欧将引发失业、高税负以及外国投资的减少。”

另一位客户则认为:“他们【“留在欧盟”运动】应强调英国退出欧盟对汽车行业的影响。这更加明显,其影响不只限于伦敦,全国都能感受到。”

实际上,一些客户强调了欧盟对英国其他地区的重要性。

“伦敦因为其独特的城市状况而处于特殊位置。英国退欧也可能对英国其他地区有更大影响”,一位执行董事提到。

另一位客户则批评英国退欧论辩中的“短视而狭隘的观点”:“英国不仅仅是伦敦,但我们却看不到这点。实际上,这场论辩不应掺杂人身攻击,这令保持中立的人们感到厌恶。”

谁应担任“留在欧盟”运动的代言人,这是一个难题。虽然许多客户私下告诉我们他们希望留在欧盟,但他们觉得无法说出来,至少无法代表他们的公司,因为他们担心被视为游说人员。一些人认为国内企业难当此任。

实际上,英国退欧问题所决定的远不限于英国和欧洲的关系。它可能会决定英国自身的命运。许多评论人员预测,如果英国投票支持退出欧盟,而大多数苏格兰人希望留在欧盟,那么分裂分子将会发起第二次苏格兰独立公投,并可能由此产生一个独立国家。

“届时卡梅伦政府的遗产将会是英国和欧盟的决裂”,一位客户挖苦到,“你不应该对你不希望发生之事发起全民公决,但他发起了两次。”

英国退欧也会对欧盟内部的关系造成根本性影响。一位首席高管认为英国在欧盟内部的影响力,尤其是在金融服务业的影响力,“一贯被低估了”。

“如果英国退出欧盟,欧盟监管会失去一个调停的角色,欧盟会制定一些对银行而言不再那么有吸引力的规则”,他说道,“欧盟将重回法国—德国联盟状态,我们不再起到盎格鲁-萨克逊的制衡作用。”

欧洲意识形态

一些人质疑是否可完全避免全民公投,代之以一个更为积极的英国参与布鲁塞尔的项目。一些客户痛惜英国与欧洲“渐行渐远“,正如一位客户所说的那样。

“讽刺的是,与其他时期相比,包括布莱尔时期,我们在撒切尔时期与欧盟的关系最为紧密”,一位首席执行官说道,“如果我们决定留在欧洲,我们应该派最好的人员去布鲁塞尔。你不能在外部抱怨以图施加影响。我们应该成为各工作组的一部分,我们应该派最聪明的人到那里去。”

客户同样也为英国抱怨欧盟的干涉所困扰;这意味着,一个简单的解决方案是在各个方面不那么热情地拥护欧盟法规。

“我们在国内积极执行欧盟法规,而德国人却不那么遵纪守法,尽管他们在布鲁塞尔到处都是。而英国,则正好相反”,一位受访者说道。

另一位受访者补充道:“如果政客们再强势一点,在欧盟框架内,许多英国法律都能加强或修改。”

一些客户说,或许问题的核心是英国未能意识到或接受欧盟的意识形态。欧盟的建立旨在维护持久的和平,其依据在于相互贸易的国家之间不那么容易发生战争。

“在英国,人们感觉到与欧洲存在隔阂;他们不知道谁是他们的欧洲议会议员,也不认为这些议员代表他们的权益”,一位客户说道,“在欧洲,人们也不认为欧盟是完美的,但是他们对欧盟作出承诺,并觉得有责任推进欧盟。”

尽管如此,英国公投日益临近。只有在投票之后我们才能真正开始理解这一决定的后果。如果英国退出欧盟,英国只有两年时间来协商它在欧洲的地位的条款。如果两年时间过去而未达成任何协议,双方都无法想象其后果。即便有上述期限仅有两年,客户预计要花上10年时间才能看清楚这场最大的赌博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