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雷继平 金杜律师事务所争议解决组
司法解释的规制路径
不动产能否作为售后回租的标的物？这是实务界普遍关注的重要问题。对此，最高法院《融资租赁司法解释（征求意见稿）》第四条曾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应认定融资租赁合同无效：……（二）以房屋等不动产作为租赁物的”，但是在最后颁布施行的正式稿中前述规定被删除了，根据“法无禁止即可为”的一般原则，实务界有观点认为，司法解释并不禁止不动产作为融资租赁的标的物，该观点有一定的说服力，但不完全符合司法解释的本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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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陈胜 韩敏 金杜律师事务所争议解决组
2014年12月26日，中国银监会办公厅与工业和信息化部办公厅联合下发《银行业应用安全可控信息技术推进指南（2014-2015年度）》（银监办发【2014】317号，下称“317号文”）。该文件的出台立即在中外企业中引发了激烈的讨论，尤其是在在华提供信息技术的外国科技企业中引起了恐慌，可谓一石激起千层浪。美国总统奥巴马也针对中国对金融机构的信息技术系统推行这一监管政策发表批评意见，并已就此向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提出质疑。究竟317号文是一个什么文件，能引起如此之大的震动，现在就让我们带您一起走进317号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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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雷继平 金杜律师事务所争议解决组
最高法院《融资租赁司法解释》第二条规定：“承租人将其自有物出卖给出租人,再通过融资租赁合同将租赁物从出租人处租回的，人民法院不应仅以承租人和出卖人系同一人为由认定不构成融资租赁法律关系。”该条规定明确肯定了售后回租这种交易模式的有效性，从而纠正了司法实践中将售后回租视为以合法形式掩盖的非法借贷、变相抵（质）押贷款、附让与担保机制的借贷等认识误区。由于在售后回租交易中，标的物始终处于承租人占有状态下，如何防止其一物二卖或者设定其他负担，或者更准确的说，如果承租人一物二卖或设立其他负担，出租人（融资租赁公司）如何维护自身的权益，是本文需要探讨的两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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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此辞旧迎新之际，我们希望谈点对行业实践与规范的感触、期望，寄语进入关键转型期的信托行业。
信托行业发展近况的体会
信托行业发展的近况可以概括为“继续蓬勃发展”、“积极主动创新”和“总体风险可控”三个方面。具体而言：
在过去的几年里，信托行业迎来了飞速发展的黄金时期，信托公司管理资金的体量屡创新高，不但支持了实体经济的发展，也给广大投资人带来了丰厚的收益。
与此同时，广大信托公司也在现行法律、法规的基础上，主动创新，开拓家族信托、土地流转信托、消费信托等“蓝海”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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困境企业拯救的现实意义
自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以无力偿债为基本标志的企业财务困境，已经成为一个全球性的经济难题。在国内，企业陷入财务困境的形势同样严峻。一方面，大量传统行业产能严重过剩，在外需下滑、内需增长缓慢的情况下，伴随着国内经济增速放缓、行业环境恶化等因素的影响，企业盈利能力下降、资产负债率大幅攀升、资金链紧张等问题已成为全社会关注的话题。而在诸如煤炭、钢铁、光伏以及造船等产能严重过剩的行业中，部分行业或地方的龙头企业资金链断裂、陷入债务困境的报道已屡屡见诸媒体。另一方面，随着宏观调控下银根紧缩、银行信贷规模压缩，企业获得银行信贷融资的难度在不断加大，而市场融资利率水平的不断走高也带动企业融资成本不断攀升，导致很多传统行业的盈利状况进一步恶化，加剧了资金链的紧张状况。除此以外，在融资渠道短时间内无法有效拓宽的情况下，国内很多地方兴起的企业“互保联保”这种抱团取暖的业务模式解决了相当一部分企业的融资难题。然而一旦企业间的担保链条任何一环出现断裂，就存在引发银行催收风暴，触发大面积的企业资金链危机，导致整个链条上的企业陷入困境的风险，并进而可能严重影响区域内的市场经济环境及金融生态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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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互联网金融案件处理过程中，由于互联网金融的创新性，往往会遇到现有法律法规无法贴切适用案件特殊问题的情况。2015年2月4日，最高人民法院公布的《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法释【2015】5号，以下称“《解释》”）施行，该《解释》包含了552项条款，对民事诉讼立法的方方面面都做了进一步规定。那么，对于近期逐渐爆发的互联网金融纠纷案件的处理，《解释》的出台带来了什么影响？本文将结合对此类纠纷案件的处理经验，针对互联网金融案件对《解释》可能涉及的有关条款进行梳理，并进行简要说明。
Continue Reading 《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涉及互联网金融案件的主要条款
不久之前，由本所代理的一起某外资银行与某地方国有企业之间的金融衍生品交易纠纷，在历经了长达三年的诉讼历程后，最终随着二审法院作出的终审判决[1]而尘埃落定。二审法院最终维持了原审判决，支持了外资银行主张的外汇远期买卖合同和外汇及其买卖合同项下的付款差额及相关的罚息、利息，总计争议金额将近千万美元。在衍生品纠纷的司法实践中，中国法院全额支持银行在金融衍生品交易项下付款请求的判例尚属罕见，该起案件引起了金融机构及相关市场从业人员的广泛关注，对中国外汇市场的进一步发展也有着重大的意义。
近年来，中国衍生产品市场发展迅速，金融衍生品交易纠纷日益增多，这使得衍生品交易纠纷中的法律问题也日益凸显。本文旨在结合本所案件代理的实践经验，对金融衍生品交易纠纷中的常见法律问题进行简单探讨，以期交流共勉。
Continue Reading 透过案例看金融衍生品交易纠纷审判思路
By Paul Starr King & Wood Mallesons’ Dispute Resolution Group
Over the last several years, Chinese companies have been extending their reach around the globe, undertaking ever-increasing pioneering projects in infrastructure, energy, commerce, environment and other developments.
As they do so, we see a growing number of multi-million dollar disputes arising from their overseas businesses and claims incurred by their overseas counterparts. The legal risks to which Chinese companies are exposed have therefore been increasing. Some of them, rather unwittingly, develop a habit of turning to local lawyers in the dispute countries (“Country Lawyers”) for major dispute resolution solutions. That is very inadvisable.
Continue Reading International Arbitration outside of the PRC: Explaining to Chinese Enterprises why they need us
By Barbara Chiu King & Wood Mallesons Dispute Resolution Group
The Securities and Futures Ordinance (Cap. 571) (“SFO”) regulates the securities and futures market in Hong Kong, and provides a comprehensive civil and criminal regime to address misconduct in the financial market. In addition, sections 40 (Civil liability for misstatements in prospectus) and 40A (Criminal liability for misstatements in prospectus) of the Companies (Winding Up and Miscellaneous Provisions) Ordinance (Cap. 32) (“CWUMPO”) also impose civil and criminal sanctions for misstatements made in a prospectus for the protection of public investo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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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Paul Starr 高峰 滕海迪 Peter Ng 金杜律师事务所
在过去的几年中，中国企业逐渐将其业务扩展至全球，并在建筑、能源、商业、环保等领域不断在国际市场开拓前沿项目。
在“走出去”的过程中，中国企业面临如下法律问题：境外投资的法律形式、知识产权保护、税务筹划、外国政策及法律环境等。同时，中国企业在“走出去”的进程中，与海外合作伙伴、当地政府的争议数量也不断增加。由此可见，中国企业在加大步伐“走出去”的同时正承担着日益增长的法律风险。本文将根据我们实践中积累的经验对中国企业如何化解境外商事纠纷进行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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