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李晓琤 刘艺涵
涉案企业合规改革启动于2020年3月，三年来，各地检察机关在最高人民检察院的推进和指导下，将“严管”和“厚爱”相结合，积极延伸检察职能，大胆探索实践，办理了一大批企业合规案件，也为改革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据悉，将改革成果纳入刑事诉讼立法已提上议程，初步设想是在《刑事诉讼法》中增设一章“单位刑事案件诉讼程序”的内容，将企业合规不起诉改革的成功经验以特别程序法律条文的形式吸收到刑事诉讼法律制度中。
但随着涉案企业合规改革的不断深入，实践中出现了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未来的立法将吸收哪些较为成功的经验，将如何回应实践问题，又将如何为后续改革留下继续探索的空间，都值得关注。
在《合规不起诉的中国实践（一）》、《合规不起诉的中国实践（二）》及《浅析涉案企业合规整改的“有效性”问题》几篇文章中，我们持续跟进了改革中的实践创新和制度创新，本文将继续探讨近一年多来改革在实践中出现的新情况，面临的新挑战、新问题。
作者：俞珍珍
放眼全球，绿色经济已成为共识，能源转型正在加速。2022年全球新能源行业吸引外商投资总额超过3,400亿美元，遥遥领先于其他任何一个行业（包括半导体、油气、电池等热点行业）吸引外商投资的能力。在此浪潮之下，越来越多的中国投资人已经或正在积极关注海外新能源电站的投资机会。因此，我们希望借助金杜团队新能源跨境投资的丰富经验，对于在若干热点国家投资新能源电站值得关注的重点法律问题予以分享，以期助力行业发展。
作者：黄玲 楼仙英 王兴华 戴梦皓 徐家兴
随着对新冠病毒防治实施“乙类乙管”，中国经济生活按下重启键，中国企业海外业务及供应链的海外布局也重新起航。过去三年新冠疫情反复，部分产业国内市场增长乏力，内部需求和人口红利不足，劳动力、原材料等生产要素的成本也相应升高。步入后疫情时代，全球经贸往来逐渐恢复正常，中国企业的活力被重新释放，开始积极拓展海外新市场，以期重新与世界连接，获取最新资讯、技术和市场。另外，全球经济增长的不确定性和不均衡性，全球化停滞甚至逆行，也使得企业意识到分散生产经营风险的重要性，认真研究构建“双循环”体制的方案，加速建立国内国外互为备用的供应链体系。
作者：姜志会 李馨 王帝清 刘峻成 葛悦
利用灵活的境外架构，进而实现对境内员工的股权激励，一直以来都是很多红筹架构企业在上市过程中、上市后希望达到的目标之一。而近期《境内企业境外发行证券和上市管理试行办法》及其配套指引（合称为“境外发行上市新规”）的出台，对长期以来形成的红筹企业股权激励的方案设计与落地实施会产生一定影响。
本文尝试从传统红筹企业股权激励的实践出发，结合境外发行上市新规的有关要求，对新规下红筹企业股权激励有关事宜进行初步分析。
作者：苏萌 席索迪 李子安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境内减排项目因缺少“额外性”（Additionality）无法通过相关碳信用标准的核查，从而无法获得碳信用签发。今年2月，Verra基于包括额外性考量在内的一系列原因暂停了水稻种植用水管理的项目的碳信用开发，对境内拟开发该类碳信用的项目有较大影响。
2023年2月3日，核证碳减排标准（Verified Carbon Standard, “VCS”）的管理机构Verra启动了对AMS-III.AU.方法学（Methodology）的审查，并暂停所有使用该方法学的项目开发活动（包括VCS项目注册、认证及减排量VCUs的签发）。AMS-III.AU.是《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UNFCCC）清洁发展机制（CDM）开发的方法学，该方法学认证的是通过调整水稻种植用水管理，从而减少水稻中有机物的厌氧分解，最终减少甲烷排放量的项目。Verra暂停使用方法学，对国内通过水稻种植用水管理达到减少甲烷排放的拟申请核证VCS的项目有较大的影响。根据Verra的说明[1]，其对该方法学的审核重点包括：（1）这一方法学将特定项目归类为小规模（small-scale），从而使得这些项目无需使用通常使用的额外性工具进行分析；（2）可能未达到对政策额外性要求；（3）对项目监测数据质量的疑问。上述审核重点中，缺乏充分的额外性论证也成为了Verra质疑该方法学的重要原因之一。
作者：段桃 史册
企业在日常签订合同的过程中，明确违约责任是必不可少的一项。当企业作为合同的一方当事人，因自身或另一方当事人不履行或不按约定履行合同时，将可能涉及支付或收取违约金的情况。实操中，当上述情况出现时，企业经常对相关的税务处理提出疑问，如收取的违约金是否应该缴纳增值税、支付的违约金是否可以在企业所得税税前扣除、销售方违约而产生的违约金在可抵减购买方货款时是否可按差额开票等。同时，在跨境贸易往来日益频繁的今天，企业也经常对涉外合同的违约金如何对外支付、有何税务风险等提出疑问。以下我们将就上述问题进行简要分析。
作者：刘婷 胡冰心
上海市作为历年反商业贿赂执法最为活跃的几个地区之一，其具体执法情况对于解读、判断各地执法机关在反商业贿赂执法领域的水位和口径方面具有很强的参考意义。在2021年2月5日发布的《2020年上海市反商业贿赂行政执法情况回顾》一文的基础上，根据上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中国市场监管行政处罚文书网、以及Wolters Kluwer威科先行等法律数据库中可查询到的处罚文书，我们整理、回顾了2021年至2022年度上海市反商业贿赂行政执法案例，并提出我们的观察和分析如下。
作者：刘军 刘志杰
2022年是数字经济变革的大年。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指出，加快发展数字经济，促进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数字产业集群。数字经济以非实体化的数字信息作为基本生产要素，其要素客体无形性与知识产权制度相得益彰。
然而，传统知识产权制度在处理以数字信息为核心的数字化革命的衍生问题时力有不逮。智能化革命的时代背景下，知识产权保护的新客体不断涌现，出现利益纠纷的新场景层出不穷，产业边界、权利链条变得愈来愈复杂，在呼唤出台相关立法解决数字技术的主体适格性的同时，如何利用传统知识产权制度来解决数字经济变革中的新问题成为推动2022年相关立法的主要动因。
作者：吕膺昊 张一鸣
随着疫情政策的优化调整，全力以赴拼经济重新成为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动能，我们也期待越来越多的中资企业会重新开启海外资产的探寻之旅。在这个时间点上，我们希望回顾过去近十年潮起潮落的中资企业海外并购中涉及并购贷款的一些特定话题，以期对中国市场和中资机构参与的跨境并购贷款的融资方案和市场实践进行探讨，并与市场参与方共同助力中资企业海外并购。
作者：杨帆 钱恒 金琳懿
近年来，中国药品许可交易的规模逐渐扩大，据媒体统计从2016年至2021年交易数量和金额持续上升，在2021年达到顶峰（交易数量：356起，交易总额：335亿美元）；但由于疫情等因素，2022年有回落的趋势（交易数量：291起；交易总额：199亿美元）。与此同时，国家在药品、医疗服务等领域也陆续进行了多项改革，采取了药品的集中带量采购、医保谈判等新举措，不仅对药品市场的供给影响深远，也使药品许可交易的履行面临诸多变数。
针对药品许可交易，诸多文章已梳理过此类交易的特点以及注意事项。本文着眼于交易双方在谈判签约阶段容易忽略的若干风险，并提出通过许可协议条款加以应对的可能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