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第三次修改草案的主要争议问题

作者：矫鸿彬  金杜律师事务所知识产权组

2012年3月3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版权局公开《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著作权法》”）（修改草案）文本和关于草案的简要说明[i]，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此次修订被视为是中国对《著作权法》的首次主动修改。

现行的《著作权法》是1990年9月7日由第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通过并于1991年6月1日起施行，曾于2001年和2010年进行过两次修订，均与世界贸易组织有关。2001年进行的第一次修订是为了满足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需要，对《著作权法》与世界贸易组织《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不一致的地方进行了修改或补充；2010年进行的第二次修订是为了执行世界贸易组织关于中美知识产权争端案的裁决，对著作权法进行的只涉及两个条文的小修改。 

此次的修改草案在体例、具体条款上有较大的修改，共有八章八十八条（现行《著作权法》有六章六十一条）。此次的草案中增加了作者的出租权和表演者出租权，表演者和录音制品制作者的播放权等内容，完善了技术保护措施和权利管理信息等制度，增加了实用艺术作品和“三步检验法”等内容，完善了信息网络传播权与广播权的界定，明确了视听作品、职务作品的归属，构建了著作权纠纷的行政调解，以及提高了侵权赔偿的标准（法定赔偿的上限从50万扩大到100万，对反复侵权者，赔偿额将增长1-3倍）等。

据称，国家版权局收到的社会公众对修改草案的书面意见有400多件，微博上更有超过100万条的意见[ii]。其中，意见最集中、争议最大的是草案的第四十六条[iii]、第四十八条[iv]、第六十条[v]、第六十九条[vi]和第七十条[vii]，分别涉及著作权的法定许可、网络传播和集体管理的规定。

主要争议问题之一：法定许可

所谓法定许可，是指使用者在法律规定的情况下可以不经著作权人的许可即使用其作品，但是必须支付报酬。我国现行《著作权法》规定了教科书编写出版、报刊转载、录音制作、电台电视台播放等五类著作权法定许可制度。法定许可的本意是要促进作品传播，但在实践过程中，著作权人获取报酬的权利却不能得到保证。正如国家版权局在关于修改草案的简要说明中所指出的那样：“从著作权法定许可制度二十年的实践来看，基本没有使用者履行付酬义务，也很少发生使用者因为未履行付酬义务而承担法律责任，权利人的权利未得到切实保障，法律规定形同虚设。”[viii]

但国家版权局认为，著作权法定许可制度的价值取向和制度功能符合中国基本国情，目前该制度不成功的原因在于付酬机制和法律救济机制的缺失。因此，草案对法定许可制度着重从这两方面进行了调整和完善，增加了使用者事先备案、及时付酬和指明来源等义务的规定，如使用者不及时履行上述义务，著作权行政管理机关可以根据具体情况课以行政处罚。

对于修改草案第四十六条关于“录音制品首次出版3个月后，其他录音制作者可以在法定条件下不经著作权人许可即使用其音乐作品制作录音制品”的规定，音乐界人士联名提出了强烈的反对，认为“3个月”时间太短，根本不足以收回成本，将会严重打击音乐原创的积极性，会直接危及到唱片公司的生存，而且会认为其他音乐传媒推广企业（如电台）也会受牵连。

但从草案来看，第四十六条的适用有明确的前提条件，即使用者要在按照第四十八条规定进行备案、指明来源等信息以及支付使用费的前提下才能够不经著作权人许可而使用其发表的作品。《著作权法》不是保护某一群体的利益，而是要兼顾著作权人、首次录制者和其他录制者以及社会公众的利益，达到各方利益的平衡。事实上，对音乐作品录制的法定许可制度具有一定的历史背景，其立法目的是防止大唱片公司对音乐录制品的垄断，这是因为，大唱片公司往往要求词曲作者与之签订独家许可协议，以成为唯一有权使用其音乐作品制作录制品的公司，借以垄断音乐作品录制品市场，抬高价格。但目前草案中“3个月”的时间规定是否合理仍值得讨论，在确定这一期限时应充分考虑到录音制品的生命周期，确定一个合理的期限以达到首次录制者和其他录制者利益的平衡。

另外，除报刊可以作出专有权声明外，草案并没有允许其他著作权人声明保留权利以免架空法定许可制度，使其失去适用的机会。法定许可制度本质上是对权利人权利的限制，因此，只有充分保证权利人的获得报酬权，才能避免该项制度成为对权利人权利的剥夺。

主要争议问题之二：网络传播

修改草案第六十九条有三个条款，其中第一款是提供纯技术服务的网络服务商不承担审查责任，即网络服务提供者为网络用户提供存储、搜索或者链接等单纯网络技术服务时，不承担与著作权或相关权有关的信息审查义务。事实上在《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ix]中已经有了类似的规定，该规定是在网络环境下平衡作品创作者和传播者利益的一种选择，是世界各国对提供网络技术服务方的通行规定，也就是通常所称的“避风港原则”，即技术中立和过错责任原则。网络服务商承担的是过错责任，这也符合侵权损害赔偿责任的一般原则。而且，这一规定也符合现实情况，要求网络服务提供商对网络内容进行审查不具有操作性，目前的技术水平还难以实现。

第六十九条第二款规定的是通知与删除义务，网络服务提供者在被著作权人告知的前提下有删除等义务，如不执行，将与网络用户承担连带责任。第三款规定的是网络服务提供者在明知和应知侵权的情况下承担的责任，是指网络服务提供者要承担注意义务，即通常所说的“红旗原则”，网络服务商如果没有尽到注意义务就要承担责任。这一规定与直接侵权和间接侵权理论是对应的，网络用户如果实施了直接侵权行为，网络服务提供商则需有主观上的故意（包括明知和应知）才应承担连带责任。

反对者则认为，这一制度使得著作权人面对诸多网络企业的维权行动收效甚微。在实施侵权行为的网络用户往往难以确定的情况下，这一规定将使著作权人的利益难以从根本上得到保护。如果著作权人的劳动都能在网络盗版中免费获取，原创力无疑将被扼杀。但如前所述，《著作权法》是要在现实情况下努力达到各方利益的平衡，而不能仅仅考虑某一群体的利益。

主要争议问题之三：集体管理

修改草案第六十条和第七十条是关于著作权集体管理向非会员延伸的规定。按照这两条规定，即使权利人没有加入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集体管理组织也可以代表权利人行使权利。使用者只要向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支付了报酬，就不必承担赔偿责任。如此规定使得权利人无法再通过诉讼向那些已经向集体管理组织支付了使用费的使用者进行索赔。而从目前情况来看，通过诉讼获得法院判赔的数额通常会高于集体管理组织的收费标准，因此该项延伸性集体管理规定引起了诸多权利人的质疑。

根据修改草案的规定，对于具有广泛代表性的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可以许可其代表非会员开展延伸性著作权集体管理业务。这种“延伸管理”有其良好初衷，旨在解决“使用者愿意合法使用作品却找不到权利人”的问题，扩大了著作权代理保护的覆盖面，但问题在于“被延伸”到的权利人是否愿意被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所代表。非会员通过诉讼可能获得的较高赔偿额将会使会员受到影响从而退出集体管理，这将破坏集体管理制度，而这一问题的解决将有赖于诉讼赔偿额和集体管理组织的收费标准的统一。

也有观点认为，在现有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的效能尚未充分发挥、机制尚不完善的情况下，向非会员强制延伸其管理未必恰当。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是非营利的社会团体，名称上虽有“管理”二字，但其本质应是为著作权人服务，其公信力取决于服务质量。但目前的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存在费用的收取和管理信息不公开不透明，在维护著作权人权益方面不积极不到位的问题使其公信力不高，难以获得权利人的支持，延伸管理的条件未必成熟。此外，在集体管理组织中引入竞争机制也很有必要。

此次对《著作权法》的修改是该法颁布以来首次自主、全面的修改，是为了适应中国经济发展和科技发展的需要，实施中国国家知识产权战略纲要的体现，也使我国的《著作权法》符合相关国际条约的规定。修改草案整合了散见于行政法规、司法解释等法律文件的相关规定，试图解决社会各界长期关注的问题，对于提高中国的著作权保护水平，妥善处理创作者、传播者和社会公众利益的平衡，具有重大和深远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