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Tim Taylor QC Chiz Nwokonkor 金杜律师事务所

taylor_t阿比让到突尼斯,非洲的仲裁中心数量正在增加。这种增长势头反映了许多非洲经济体的增长和逐渐多样化发展。此种增长可以被看作由行业驱动,绝大多数向仲裁机构提交的争议都来自于电信、基础设施和能源部门。在该领域明显领先的是基加利国际仲裁中心和毛里求斯国际仲裁中心,前者仅在两年多的时间里就审理了约30起案件,其中数起为国际争议,后者很英明地与伦敦国际仲裁院相关联并获得支持和可信度,使其可以成为整个非洲大陆的仲裁平台。这里我们重点关注尼日利亚和吉布提最近的两个项目,它们是下一代非洲仲裁中心的代表。

拉各斯项目的仲裁是拉各斯仲裁院(LCA)和拉各斯商务部国际仲裁中心(LACIAC)的联合项目。LCA和LACIAC根据一份谅解备忘录的约定,共同鼓励在尼日利亚拉各斯进行国际和国内仲裁。较晚设立的LACIAC致力于将拉各斯推广成为人们解决与非洲有关的仲裁的首选。来自非洲其他地区的竞争也非常激烈,这两家仲裁中心面临着突出自身优势和吸引会员的一系列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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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金杜律师事务所

介绍

商业合同中的仲裁条款一般通过约定合同双方将通过仲裁解决所有由合同引起或与合同相关的争议,使本来有管辖权的国家法院不再具有管辖权。与之相似,管辖权条款一般将所有由合同引起或与合同相关的争议限制在某一司法辖区的法院。而此种条款是否涵盖一方向另一方主张卡特尔损害赔偿的情形,答案常常不明确,但随着卡特尔侵权引起的私人执行活动日益增多,这个答案也变得越来越重要。

欧洲法院在其2015年5月21日的判决中指出,卡特尔成员和卡特尔受害人之间有关卡特尔损害赔偿的争议一般不包含在供应协议的任何管辖权条款中,除非卡特尔的被侵权人同意如此。[1]其依据是,主张卡特尔损害赔偿并非基于卡特尔成员与其客户之间的销售合同,而是基于违反竞争法的行为。遗憾的是,欧洲法院没有明确就仲裁条款做出判决,但据推测可以适用同样的推理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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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刘郁武 张军 Louise England 金杜律师事务所

liu_yuwu于外国和中国国内当事人来说,在中国境内取证可能引发一些有趣和特别的问题。《民事诉讼法》第63条规定证据包含书证、物证、视听资料、证人证言、当事人陈述、鉴定意见和勘验笔录。这些证据对于在中国法院和仲裁机构的争议解决、涉及中国元素的外国诉讼以及在中国境内申请确认资产的当事人来说都可能具有重要意义。

在某些情况下, 外国当事人能够在中国获得用以支持他们主张的证据。在另一些情况下,在中国采集证据则需要当事人在复杂的立法和行政环境中摸索。特别是《民事诉讼法》并未规定证据开示程序,且根据中国法律,不允许律师将在中国境内获得的证词用于外国诉讼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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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刘郁武  张一男 金杜律师事务所争议解决部

liuyuwu请财产保全是诉讼仲裁当事人保护自身权利、防止对方当事人转移财产以确保生效判决和裁决得以执行的有效措施。财产保全将导致查封、扣押、冻结被保全人的财产等,因此,其有可能导致被保全财产发生价值贬损,或被保全人丧失最佳交易机会,从而给被保全人带来损失。

为了防止当事人滥用财产保全措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零五条规定:“申请有错误的,申请人应当赔偿被申请人因保全所遭受的损失。”本文将通过公开检索到的案例,对财产保全申请错误的认定标准、常见的财产保全申请错误类型以及如何避免财产保全申请错误进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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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Louise England  龙冬 金杜律师事务所争议解决部

介绍《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证据指引》的必要性

在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贸仲)的《证据指引》(《指引》)于2015年3月1日生效之前,贸仲的仲裁庭在处理证据问题时,结合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仲裁法》)和国际律师协会的《国际商事仲裁取证规则》(《IBA规则》),以及“中国民事诉讼中适合于仲裁的证据原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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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Edmund Wan  Nicole Parlee 金杜律师事务所香港办公室

wan_e想如下情形:双方当事人因协议产生争议,该协议包含仲裁条款。另外,双方在一方当事人公司注册地进行了仲裁,在仲裁中另一方当事人对该公司提出了清算申请。仲裁庭对该面临破产的公司做出了仲裁裁决。该公司在香港拥有资产,而债权人现在想要行使其权利。由于香港法院对仲裁裁决大方执行,其做出的清算判决可能会给外国清算人和这家外国公司的其他债权人带来很大损失。

本文将讨论如下问题,即债权人有权依据仲裁裁决行使其对濒临清算的外国公司在港资产享有的权利,而该行为有可能会损害其他债权人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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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陈鑫 程世刚 张龙 金杜律师事务所争议解决部

陈鑫程世刚程项目建设实施代建制度,在政府投资类工程中被广泛使用,并且,实践中也已经出现非政府投资类工程项目采取代建制的情况。在我国,工程代建制,特别是非政府投资类工程代建的法律法规并不健全。因此,本文希望结合我们代理的一起案件,对实践中亟待解决的代建制有关问题予以探讨,包括代建合同的法律性质,代建合同签订是否必须进行招标投标,以及未进行招标投标时代建合同的效力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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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Stephen Johnson 金杜律师事务所争议解决部

过去,中国公司会避免参与国际仲裁,因为国际仲裁裁决难以在中国执行。然而,近年来国际仲裁裁决在中国的执行情况有了很大改善。这一定程度上得益于中国最高人民法院实施的报告制度,该制度规定除非经最高人民法院批准,否则不得拒绝执行国际仲裁裁决。因此,随着越来越多的中国公司走向海外并与外国公司展开生意往来,当发生争议的时候,中国公司需要做好更充分的准备。

有观念认为中国公司通常无法在国际仲裁中取得成功。虽然事实往往并非如此,但由于文化、商业和法律习惯的不同,中国公司在国际仲裁中的确会面临一些障碍。本文将对可能导致该现象的原因进行分析,比如未在早期聘请法律顾问、未掌握适当证据、对国际仲裁程序不熟悉等等。同时,本文将提出若干解决方法,以便使中国公司在国际仲裁中占据更有利地位,从而取得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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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马艳晖 刘晓雯 金杜律师事务所争议解决

ma_yanhui在海难事故中,如有救助人对船舶和货物实施救助,则各获救方应按照财产获救价值的比例承担支付救助报酬的义务,而一旦救助报酬纳入共同海损理算,在各获救方应按照各自的共同海损分摊价值的比例对共同海损进行分摊。由于救助报酬的分摊和共同海损分摊受不同法律调整,财产获救价值计算方式与共同海损分摊价值的计算方式也有所不同,这直接导致货主实际承担的救助报酬的份额在不同的分摊机制下有所差别,还会对船东和其他利益关系人的利益产生影响,在货物市场价格变动较大的情况下,这种差别和影响可能会非常的显著。我们曾经在一起劳氏救助仲裁案件中代表海难事故中船载货物的国内货主方独立出庭参加了全部仲裁程序,并就英国法下货物获救价值的确定问题提出了意见,通过两审劳氏仲裁程序最终获得了仲裁庭的全部支持,成功地为当事人节省了数百万美元的救助报酬支出。本文试结合该案对货物获救价值的计算进行阐释,并对货物的共同海损分摊价值计算方式与货物获救价值的计算方式进行系统的比较和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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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高峰 保罗仕达 金杜律师事务所争议解决

高峰starr_p中国“巨头”为参与中国境外仲裁付出了巨大代价。各方在如何以最佳方式处理国际争议方面缺乏经验。他们仓促地与“当地”律所建立了关系,这些律所却未必具有充分的国际仲裁专业知识,更重要的是,缺乏进行充分联络的文化知识和语言技能。在本文中,我们将分享我们认为中国实体在尝试境外仲裁时犯下的七个最严重的错误。请允许我们冒昧地补充一句,这些错误绝非针对中国客户——在不熟悉的国家进行争议解决的所有各方都会做出反映下文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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