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1月19日下午，中国商务部官方网站公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国投资法>（草案征求意见稿）》（“外资法草案”）及其说明，正式向社会各界征求意见。至此，在政府职能转换和简政放权的大背景下，国内外各界翘首企盼的外商投资领域的根本大法初露端倪。伴随中国企业境外投资强劲增长，中国从资本净流入国转变为资本净输出国，中国境内外投资监管的视野和格局随之发生巨变，而终将结束三资企业法分散立法模式的外资法草案，无疑将对中国整个外资管理体制产生重要而深远的影响。本文结合金杜在外商投资及并购领域的丰富实践经验以及参与立法草稿的讨论及建议，就《外国投资法》草案的立法背景、立法特点和主要制度变革进行初步点评，抛砖引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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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商投资政策新变化解读
2014年11月4日，国家发改委发布《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投资目录》”）修订稿，公开征求意见。《投资目录》作为中国政府外商直接投资管制的核心文件，明确规定了鼓励类、限制类的外商投资项目以及禁止外商投资的领域，并就特别行业规定了外商投资的股比限制及其与中国企业的合作模式。自1995年颁布之后，《投资目录》每隔几年修订一次，此为《投资目录》的第六次修订，也是历次修订中修改规模较大的一次。
自2013年7月中美重启双边投资协定实质性问题谈判以来，进一步扩大中国对外投资开放领域、减少外商投资领域管制一直是双方的重要议题。在此国际环境下，上海自由贸易区率先参考国际通行的负面清单做法，制定《外商投资准入特别管理措施》（即负面清单）以取代《投资目录》，在负面清单中列明区内对外商投资项目采取的限制或禁止性措施。2013年负面清单初次发布之时，几乎涵盖了2011年《投资目录》中对外商投资的全部限制政策，在外国投资者对此略感失望之际，2014年7月上海自贸区再次修改负面清单，将限制类和禁止类的产业从190条减少至139条。但是由于放宽力度有限且负面清单仅适用于上海自贸区，市场一直期待外商投资准入领域会有更进一步的深度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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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业谈判三十六计：进攻防守篇
编者按：
在我们参与的大小项目中，有很大部分涉及商业谈判，无论是面对面的还是仅通过书面沟通的方式。商业谈判是一种针锋相对表达各方态度、意见，从而协商和拟定商业条件、交易文件条款的形式。古今中外，正如开庭审讯对于法庭审理诉讼案件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商业谈判对于非诉讼类型的交易项目，也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它可以确保双方的意见得到充分交换、准确理解，并帮助双方寻求相对平衡和可接受的合作或解决问题模式。本文仅结合我们曾经历的一些谈判实战，归纳商业谈判中值得注意的共性问题和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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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争议发展趋势对企业管理的影响及对策
近年的劳动争议呈现出新的发展趋势。从劳动者的诉求内容来看，劳动者不再仅着眼于法律规定或者合同约定的既定权利，而在既定权利的基础上提出了更高的利益要求，主张更优厚的福利待遇，即从权利之争向利益之争发展；从劳动者实现诉求的方式来看，也呈集体形式发展；同时，政府、工会和新闻媒介的参与对企业管理带来了深刻的影响，值得企业进一步审视管理模式并研究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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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装箱货运港口项目尽职调查中的经营资质剖析
集装箱货运港口是本地市场同国际市场的连接点，是国内外货物进行物流、通关和检验检疫的场所。因此，从事集装箱货运港口经营，港口经营者除了需要取得企业营业执照、税务登记证、组织机构代码证等普通公司均应取得的资质、证照外，还需要根据码头具体进行的经营活动取得一系列与港口经营、危险货物作业、港口开放、集装箱进出境及与海关监管有关的资质和证照。本文就尽职调查过程中较为常见的经营资质及相关问题进行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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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行业IT新规部署信息安全 促进云计算产业整合
近日，银监会出台了《关于应用安全可控信息技术加强银行业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建设的指导意见》(即银监发[2014]39号文，以下简称《指导意见》)，《指导意见》由银监会、发改委、科技部和工信部四部门联合发文，提出将安全可控信息技术应用纳入战略规划，制定配套政策，建立推进平台，大力推广使用能够满足银行业信息安全需求，且技术风险、外包风险和供应链风险可控的信息技术；并提出，到2019年，掌握银行业信息化的核心知识和关键技术；实现银行业关键网络和信息基础设施的合理分布，关键设施和服务的集中度风险得到有效缓解；安全可控信息技术在银行业总体达到75%左右的使用率。
有人将此作为IT行业在银行金融领域“国进洋退”的标志性文件，其实这并非是银监会首次对银行业提出“安全可控”的信息技术要求。早在2012年12月的“中国银行业信息科技风险管理2012年会暨银行业信息科技风险管理高层指导委员会全体会议”上，银监会就明确提出：银行业要围绕“自主可控”、“持续发展”、“科技创新”三大战略切实加强信息科技建设；那是“自主可控”第一次被明确地提出来。而实际上，银监会在此半年前已经酝酿着这一对中国银行产业乃至国家信息安全至关重要的战略部署，并于2012年8月成立了“银行业信息科技监管部”，作为此战略的具体实施和推动部门，充分体现了监管改革注重顶层设计的新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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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业谈判三十六计：沟通合作篇
编者按：
在我们参与的大小项目中，有很大部分涉及商业谈判，无论是面对面的还是仅通过书面沟通的方式。商业谈判是一种针锋相对表达各方态度、意见，从而协商和拟定商业条件、交易文件条款的形式。古今中外，正如开庭审讯对于法庭审理诉讼案件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商业谈判对于非诉讼类型的交易项目，也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它可以确保双方的意见得到充分交换、准确理解，并帮助双方寻求相对平衡和可接受的合作或解决问题模式。本文仅结合我们曾经历的一些谈判实战，归纳商业谈判中值得注意的共性问题和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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曙光: 民办及外资教育培训机构规定松绑
根据德勤《中国民办教育行业发展思考2012》预计，到2015年中国民办教育市场将达到6400亿元人民币（1020亿美元）的规模。中国民办教育市场预期的繁荣，一方面得益于推行长达数十年的计划生育政策松动，允许夫妻中有一方为独生子女的家庭生育两个孩子，这无疑将扩大社会对学前教育、课外辅导教育等民办教育的潜在需求；另一方面又受益于家庭收入水平不断提高，在解决自身生计问题后，父母希望子女能够享受高质量私立教育的需求日益迫切。目前，教育行业已经成为一片具有重要价值的投资热土，但因为长期以来立法将教育作为一种公共福利的形式来看待，使得私人投资者，尤其是境外投资者进入民办教育市场并非易事。从最新立法发展趋势看，私人投资者进入民办教育市场的法律障碍正逐步消解。尽管国家层面还尚未出台新的法律法规或规范性文件，但新近发布的立法草案以及各地新近颁布的地方性法规或规范性文件表明民办及外资教育及培训机构的曙光隐约可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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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pdated Forecast for the Chinese Games Industry: Mostly Sunny with a High Chance of Clouds
By Mark Schaub and David Hong King&WoodMallesons’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Group
As we explored in our February 2014 article, “Free Trade Zone has Silver Lining for Gaming Companies,” China has loosened its ban on the sale of video game consoles and games to domestic consumers. Under new policies of the Shanghai Free Trade Zone, video game manufacturers will be allowed to produce both consoles and games for sale to Chinese consumers for the first time since 2000.
This relaxation of the ban does not mean that controversial games like Grand Theft Auto will be released in China anytime soon. New regulations were released on April 21, 2014 which describe the approval process for video game manufacturers and also the categories of video game content that remains off limi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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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游戏产业最新播报：以晴为主，时有多“云”
作者: Mark Schaub 和 David Hong 金杜律师事务所外商投资部
正如我们在2014年2月的文章中所说的：“游戏公司在上海自贸区尚有一线生机，”中国已放宽了将游戏主机和电子游戏销售给国内用户的禁令。在上海自贸区的新政策之下，电子游戏生产商将会自2000以来首次被允许将游戏主机以及电子游戏销售给中国用户。
但是，此次禁令的放宽并不意味着有争议的电子游戏诸如“侠盗猎车手”能于短期内在中国发布。在2014年4月21日发布的新规定中，规定了游戏生产商的审批流程，以及仍在禁令放宽范围之外的电子游戏类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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