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司法实践中,关于涉案财物处置引发的问题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对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而言,如果被查封、扣押、冻结的财物被认定为涉案财物,可能被追缴、责令退赔、予以没收或上缴国库;而对于案外人而言,因为被刑事案件牵连导致财产被采取强制措施,如不能及时行动、有效辩护,也将面临损失或不便。实践中,有关涉案财产如何处理的需求与日俱增。
Continue Reading 除了自由,我们还可以关注什么——刑事涉案财物的辩护视角

登记权(Registration Rights)是VIE架构股东协议(Shareholders Agreement)中常见的一种投资者权利,登记权条款规定了投资者在何种情况下有权要求公司登记其持有的股票。根据美国证券法律规定,一般而言,公司或股东向公众出售证券前,必须向SEC申请登记,否则不得向公众出售任何证券。因此,登记权条款的目的是使投资者能够在美国证券交易市场(包括但不限于纽交所、纳斯达克)自由交易其股票,实现退出。根据投资者是否有主动发起登记申请的权利,登记权可分为要求登记权(Demand Registration Rights)和共同登记权(Piggyback Registration Rights),两者有以下区别:
Continue Reading TMT投资实践(三)——VIE架构登记权条款谈判要点

俄罗斯是重要的矿产开采、矿石加工以及矿产品输出国家,一直以来备受全球矿业市场参与者的关注。而在俄罗斯进行矿业投资也面临着诸多挑战,例如对外资持股比例限制、联邦体系与地方机构的交涉、基础设施不完善、以及制裁带来的项目融资方面的困难。

对中国矿业投资者而言,针对俄罗斯矿业领域的投资常以获取资源、承包工程为核心目标,辅以作为财务投资者参与的纯股权投资。而错综复杂的法律问题必然是赴俄投资者在项目整个过程中必须关注的重点之一。本文将对俄罗斯矿业投资方面的法律框架以及关键问题进行分析,旨在为中国矿业投资者提供初步指引。
Continue Reading 俄罗斯矿业投资:法律框架与核心考量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下称《民法典》)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有关担保制度的解释(下称《最高院担保解释》)[1]已于2021年1月1日正式生效。《民法典》和《最高院担保解释》预期对中国境内的贷款交易及其担保带来重大影响。而其影响不仅限于中国境内的贷款交易,境外[2]贷款人也应考虑《民法典》和《最高院担保解释》如何影响涉及中国法因素的跨境贷款交易。我们在下文列出从境外贷款人角度《民法典》和《最高院担保解释》对跨境贷款交易的一些主要影响。
Continue Reading 《民法典》及《最高院担保解释》对境外贷款人的影响

随着证券市场进一步压实“看门人”责任的要求,债券虚假陈述案件数量逐渐增多。最高人民法院于2020年颁布了《债券纪要》,[1]明确了债券虚假陈述类案件的主要制度。但《债券纪要》的底层逻辑设计主要是仿照《虚假陈述若干规定》,[2]而必须指出,《虚假陈述若干规定》制定于2003年,而直到2007年9月24日第一只公司债券才公开发行,所以《虚假陈述若干规定》是以股票作为制度设计的基础。在此情况下,《债券纪要》与债券市场可能仍存在一定“水土不服”,本文拟以《债券纪要》第22条规定的推定因果关系为切入点,做一探讨。
Continue Reading 债券纠纷中介机构民事责任应对(一):债券虚假陈述应该适用“推定因果关系”制度吗?

民间借贷是指自然人、法人和非法人组织之间进行资金融通的行为,不包括经金融监管部门批准设立的从事贷款业务的金融机构及其分支机构。多年来由民间借贷引发的刑事案件层出不穷。今年5月1日开始实施的国务院《防范和处置非法集资条例》(国务院令第七百三十七号)为防范非法集资类案件,对联席会议、市场监督管理部门、电信主管部门、基层群众自治组织以及行业协会、商会、广告经营者、发布者、乃至新闻媒体等都赋予了更多的监管要求,再次展现了国务院对于防范化解金融风险,维护经济秩序和社会稳定的决心。可以预见,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民间借贷作为非法集资类案件的高发区,将再次受到各级监管部门的严格审视。值此时机,笔者结合近年来办理刑事案件的部分经验,借本文对民间借贷领域常见刑事法律风险和刑事合规要点予以梳理,以期对民间借贷领域资金的合规融通有所裨益。
Continue Reading 民间借贷中常见刑事风险及刑事合规要点

保密协议是大家最耳熟能详,且在各种商业交易的过程中都会遇到的法律协议。但是,在涉及美国的并购交易中,特别是竞标交易流程中,保密协议显得特别重要,因为它不仅仅是规定要对信息保密,更重要的是对整个竞售流程的规制,以产生最优的价格。
Continue Reading 美国并购实战指引 第一回 保密协议

税法的解释是一个如此困难而有趣,在今天却又无比重要的问题,局限于各自不同的视角、立场和方法,许多简单的问题都可能争论出似乎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的答案。当纳税人、税务机关、司法机关在税收执法、税收司法过程中遇到此类争议时,税法解释的方法和规则就显得格外重要。结构性存款利息应否征收增值税,就是这样一个典型的问题。需要说明的是:1)本文探讨这一问题,重在探讨税法解释的方法,虽然立场偏向征税,我们不认为这是个必然答案,因为税法的解释原则之一有利于纳税人的解释原则;2)至于这一问题的答案,我们认为是需要政策另行明确的,当然,政策明确的方向可以是征收,也可以是不征税;3)一切的讨论都是希望逻辑和税法更加清晰,文章本身可能没有清晰的答案,因为我们不认为简单的答案是对税制建构负责的回答,我们是相信税法背后的经济规律和政治规律的。一个合理的税法理论解释不是一方“理所当然”,一方“不置可否”,而是都站在中间立场的讨论,只是在今天的税法下,运用体系性的解释太难。
Continue Reading 结构性存款利息应否征收增值税?——实务争议的法学评析

随着我国证券虚假陈述民事赔偿机制运作的不断成熟、证券监管机构的执法力度不断加大、对中介机构责任的不断压实,证券中介机构被提起证券虚假陈述索赔诉讼、甚至被判决承担巨额赔偿责任的风险也在逐步加大。作为证券合规、证券诉讼领域的专业律师团队,近年来我们成功代理了数起中介机构涉及的证券虚假陈述责任纠纷案件,从中也积累了对相关问题的感悟与见解。对此,我们整理形成了本系列文章,以供各界同仁交流探讨。
Continue Reading 中介机构证券虚假陈述民事责任专题探讨(一)——尽快适应“后前置程序”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