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金杜代表客户成功在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州最高法院执行了山东省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的一份涉及金钱债务纠纷的民事判决，这是新南威尔士州首次承认和执行中国法院判决（Bao v Qu; Tian（No 2）[2020] NSWSC 588）（“鲍氏案”）。
本文将从这一案例出发，简要探讨中国法院判决在澳大利亚获得承认和执行的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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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Glimpse on the Highlights of the Exposure Draft of the New PRC Arbitration Law
The PRC Ministry of Justice issued an exposure draft of the new Arbitration Law (the “Exposure Draft”) on July 30, 2021, for public comment. The Exposure Draft reflects significant improvements to the current Arbitration Law (enacted in 1994 with two amendments afterwards). The aim of these improvements are to harmonize Chinese international arbitration law with well-established international arbitration practice. In this article, we excerpt four of the most salient changes proposed by the Exposure Draft to Chinese arbitration law and discuss the impact this may have on Chinese arbitration law and practice going forward. It should be noted that the Exposure Draft has not yet entered the review process of the National People’s Congress (an official enactment procedure) and is therefore not yet law and could be subject to change; we will continue to follow and provide guidance on any future updates to the new Arbitration La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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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仲裁法（修订）（征求意见稿）》评析与建议
2021年7月30日，司法部发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修订）（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仲裁法草案》”），向社会公众征求意见。
此次《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以下简称“《仲裁法》”）的修订是我国仲裁界多年来的愿望。《仲裁法草案》结合我国市场经济和对外开放形势的发展，融入了大量仲裁实践经验和成熟可行的司法解释规范，并在诸多方面参考了国际仲裁的经验和做法。笔者在此根据仲裁实务的经验和对仲裁实践的观察，对《仲裁法草案》提出一点浅见，与大家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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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文读懂新经济领域国际规则发展趋势——WTO电商谈判案文要点解析
进入21世纪，随着互联网的飞速发展，电商购物、在线支付、数字内容、物联网等新型服务形式逐渐走入人们的生活，互联网联通不同国家的“无边界”特质也使电子商务和数字贸易成为跨境贸易的重要部分。然而，在国际规则层面，世界贸易组织（“WTO”）现有的多边贸易体系并未为新兴的电子商务贸易形式提供规则框架。为了弥补这一空白，2017年12月，71个WTO成员方在阿根廷布宜诺斯艾利斯召开的第十一届部长级会议上共同发布《关于电子商务的联合声明》（以下简称《联合声明》），宣布就电子商务议题的谈判开启探索性工作。2020年12月7日，《联合声明》全体成员方内部散发了电子商务谈判现阶段形成的合并案文，[1]并于12月18日共同发表通告，宣布电子商务谈判取得重大进展，将在2021年召开的第十二届部长级会议上报告实质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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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谈数据合规——“达芬奇密码”的刑法边界
作者：韩旸 王嘉铭 王倩 常康爽 金杜律师事务所争议解决部
引言
近几年来，互联网技术的高速发展极大改善了人们的生产、生活及工作质量，人们的生活方式从“招手即停”过渡到“一点即达”，从“取整找零”升级到“一键扫码”。同时，互联网产业的巨大商业契机也造就并催生了众多新兴企业的发展，从以往实体经营以币易物的传统商业模式，进化到摆脱实体店铺实现线上流量消费的新型经营模式，使得企业在基于传统销售方式的基础上更加追求多元化的逐利方式。但由于新型经济产业的发展，滋生了对各类数据、信息权益的侵犯，公民个人信息被泄露、滥用的情况屡见不鲜，企业作为数据收集和处理的主体因未能把握明晰的法律边界，而被处以行政甚至刑事处罚的现象也愈发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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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州云办灾后重建专题丨洪灾后建设工程相关问题总结
涉案企业合规考察实务案例分享之三：建立有中国特色的独立监管人制度
作者：吴巍 刘艳洁 金杜律师事务所争议解决部
本文首发于民主与法制周刊2021年第29期
引言
自2020年3月至今，最高人民检察院已启动两期企业合规改革试点工作，探索合规不起诉制度。改革试点范围由最初的6家基层检察院，扩大到165家。参与试点工作的检察院各显其能，呈现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局面。但与此同时，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入，也有越来越多的问题需要解决。虽然司法界、学界、实务界已纷纷从不同角度，对如何解决各种问题建言献策，但在现有法律框架下施行的改革，还是会引发很多不可避免的争议。例如，是否在合规考察机制内引入独立监管人制度，便是其中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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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务争议解决系列 | 透析偷税行为（二）可能被认定为偷税的具体行为方式有哪些？
作者：段桃 刘响 合规业务部 金杜律师事务所
可能被认定为偷税的具体行为方式有哪些？
与偷税认定是否应考虑主观故意相比，实践中关于偷税具体行为方式的争议要少很多，主要是由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以下简称“《税收征管法》”）对于偷税具体行为方式做了较为明确的列举，具体来说有以下几种（只以纳税人为例，扣缴义务人与其类似）：Continue Reading 税务争议解决系列 | 透析偷税行为（二）可能被认定为偷税的具体行为方式有哪些？
“保密协议”争议境外仲裁的法律与实务（续一）
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深化，中国企业“以市场换技术”的发展策略在大量引进国外先进技术的同时，亦不可避免地使自身陷入了被指控侵犯知识产权或技术秘密的大量争议，其中比较典型的一类争议即为“保密协议”争议。金杜律师事务所张守志律师团队曾在《“保密协议”争议境外仲裁的法律与实务》[1]一文中较为全面地阐述了“保密协议”争议境外仲裁的实体与程序问题，并就仲裁案件管理及法律风险防范措施提出了相应建议。作为对《“保密协议”争议境外仲裁的法律与实务》的补充，本文旨在对近年来“保密协议”争议境外仲裁中出现的新的争议类型进行有针对性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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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担保制度解释》对保证担保制度的完善与发展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下称“《民法典》”）在总结既往经验的基础上，结合实践中的新问题、新观点，确立了保证制度当中的重大基本问题，包括完善一般保证先诉抗辩权行使的限制、修改对保证方式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推定方式、明确保证期间与保证债务的诉讼时效期间的衔接规则等。《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有关担保制度的解释》（下称“《担保制度解释》”）在《民法典》的基础上进一步对保证制度予以细化和完善，对一般保证当中保证人的权利界限进行厘清，同时对保证期间适用中的争议问题予以明确，进一步提升了保证担保制度的适用性和操作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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