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医药企业在国际市场日益崭露头角，专利保驾护航当然不可或缺。众所周知，专利是地域性制度，但由于几乎所有主要国家和地区都是《保护工业产权巴黎公约》和《专利合作条约》等国际公约的缔约国，遵循在国际公约中规定的大框架，各国的专利制度很多原则是相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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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路”国家电力市场 | 哈萨克斯坦1000MW再生能源IPP招标拉开大幕
作者：田文静 徐越 金杜律师事务所公司业务部
哈萨克斯坦国土面积和人口数量均位居“一带一路”国家前列，但年发电量在“一带一路”沿线65国中仅排名第17位。为通过电力基础设施建设释放更多经济发展红利，哈萨克斯坦政府近年来不断加强电力行业、尤其是再生能源发电领域的投资促进力度。哈萨克斯坦能源部新近公布了《2018年再生能源发电项目招标规划》（请见文末下载链接），计划于今年内分春、秋两季共完成1000MW的再生能源发电投资项目的国际招标，相关安排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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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杜助力国家电网成功于境外设立中期票据计划并完成计划下首次提取发行
作者：金杜律师事务所
2017年4月17日，国家电网公司（简称“国家电网”）在金杜律师事务所的协助下，通过其全资子公司国家电网海外投资有限公司在英属维尔京群岛设立的SPV国家电网海外投资（2016）有限公司在境外设立了金额为77亿美元的中期票据计划，并于2017年4月27日在该中期票据计划下向全球投资者成功发行50亿美元债券，国家电网为中期票据计划及债券发行提供无条件及不可撤销的担保。本项目是中国国有企业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单币种境外债券发行项目，并且开创了2017年以来全球公用事业和亚太地区最大债券发行纪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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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出去”企业反避税“陷阱”知多少
跨境工程应收款保理融资新模式解析
作者: 苏萌 贾之航 金杜律师事务所金融资本部
根
据中国对外承包工程商会不完全统计，在“一带一路”的背景下，中国对外承包工程企业正在跟踪的海外项目金额高达近一万亿美元。在传统金融信贷模式之下，中资企业在对外投资、工程承包方面正面临严重的融资瓶颈。如果不能突破观念局限，对融资模式不断创新，我国的对外承包工程企业在与韩国、日本和西方企业竞争时，将可能处于劣势。
近年来，国际工程竞争已趋于白热化，在国际前一百名的承包商企业中，有二十多家来自中国，中国的对外承包企业如何利用金融工具在国际通行的“F+EPC”语境下与国外对手竞争，将是整个行业的重要课题。
与承包商相关的融资模式主要有融资租赁、公司融资（即仅以母公司担保或信用保险取得银行融资）和保理融资等。本文着重讨论跨境承包工程保理融资，特别是结合了项目融资属性的保理交易结构，此类结构有利于承包商减轻融资负担，避免母公司信用过度占用，且为中资银行带来有保障的稳定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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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投资者状告东道国政府 —— 平安集团诉比利时政府投资仲裁案之启示
作者：金杜律师事务所 投资仲裁团队
2014年，中国境内投资者共对全球156个国家和地区的6128家境外企业进行了直接投资，双向投资首次接近平衡。在“走出去”的过程中，中国投资者难免面临东道国政策变动导致投资利益受损，这时，中国投资者可以选择把东道国政府告上国际仲裁庭，充分利用中国和东道国签署的双边投资协定（Bilateral Investment Treaty, 简称“BIT”）提供的投资保护，以求在相对平等的环境下获得相对中立的裁判结果。
平安集团面对经济危机期间由比利时政府市场干预政策导致的巨额亏损，选择了在国际投资争端解决中心(International Centre for Settlement of Investment Disputes，简称“ICSID”)状告比利时政府，要求赔偿平安集团投资损失。虽然平安集团目前尚未获得理想结果，但是作为中国大陆第一个状告东道国政府的投资者，其经验和维权意识都值得我国“走出去”的投资者借鉴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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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社会责任和中国企业“走出去”
目前中国企业已经从20世纪60年代的对外援助建设项目发展到现在的多元化“走出去”战略，在世界上形成了具有中国企业“走出去”特色的对外投资策略，但是随着世界形势的不断变化，中国企业在境外的投资风险和经营风险依然严峻，由于投资战略中缺少当地居民利益的考量、对当地环境保护不力、缺乏与当地“利益相关方”沟通等企业社会责任原因而导致的对外投资失败或投入于产出的不成正比，已经成为目前影响中国企业“走出去”的关键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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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商事争议解决，你准备好了吗？》（1）：中国企业与国际仲裁——30年回顾
一、 引言
1978年开放至今的三十多年是中国经济腾飞的时代。中国也走过了从“资本输入国”逐渐转变为“资本输出国”的艰辛征途。无论是“引进来”，还是“走出去”，都不总是收获鲜花、掌声、丰厚利润的坦途，而是充满了争议、挫折、甚至血本无归的荆棘之路。
“引进来”和“走出去”要考虑商业利益的最大化，同时也要考虑法律风险的最小化，不仅要考虑与外国企业合作的“蜜月期”，也要考虑剑拔弩张、分道扬镳的“对峙期”。当双方最终只能对簿公堂时，如何在公堂上据理力争，以期获得公正的裁决，成为中国企业损失控制的最后保险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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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境并购重大法律风险和提示（之二）
四、关于交易结构
企业家们谈并购，通常最关心交易价格的高低。买方都希望并购价格尽量地低，实际上，最好的价格是应该是“物有所值”。在并购中，我们买的不仅是有形的资产，土地、厂房、设备，还有无形的商誉、员工和持续经营的业务等等。买方希望不受阻碍地顺利完成，而且交割后能够平稳地过度，并且产生协同效应，从而实现交易价值。这些并购的目标，并不只是估值或价格高低的问题。如何排除交易不利因素的干扰？避免交割后出现高管或客户流失、罢工、业务下滑等情况，甚至出现刚才讲到的索赔风险？ 买方要实现对风险的控制，有两个重要的方面。 一是设计合适的交易结构，二是订立有利的合同条款。让我们首先讨论交易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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